中国援助非洲的方式与欧美有本质不同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崛起成为国外学界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方向，要观察中国力量驰骋在海外，最明显的便是研究中国在非洲的存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的作者是一位美国中非关系学者，任职于美洲大学国际服务学院，长期关注亚洲和非洲问题。作者在书中以总体赞赏的态度分析中国援助非洲情况，顺势回应了中国在援非上遭受西方世界的批评。

过去十年，中国的大型国企和众多私企在非洲的投资急速升温，中国也通过援助巩固了政治外交联系。中国援非何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绩，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非洲是中国援外的重点，却不是欧美的重点。因此，中国的援助规模超过西方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事，造成的影响力也远大于其他国家。只是国内读者对此了解甚少，偶有一本老外著作传入，便能见到些新鲜内容。虽然不少都因为资料获取的局限而留下遗憾。所有这些，都凸显出《龙的礼物》汉译本在国内出版的意义。

征地矛盾、劳资纠纷、与政府公权力的交易、被外界指责扶持各国政府而非将钱用于改善政府治理、罔顾民生发展、掠夺资源的新殖民主义……中国遭受了国际社会的种种指责，作者在书中一一澄清。作者的缺失在于，她所采取的方法论、研究证据皆建立在一个理想政治模式上。在理想状态下，一切政经运行确实是按部就班照着纸面上描述定义的一样。

这种遗憾的背后，除了因体质差别造成信任差距之外，便是档案资料的不足。即便是中国的研究者，也无从精细计算出援外总额。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两会上说：在2008年以前，我们尽了自己的义务，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多达400多亿元人民币，并且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约合292.6亿美元)。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之际宣布：中国在十年间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这便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权威数据。

因为种种原因，外交部档案即使解密了，也不够齐全，原因在于，援外对口部门单位不少。历史上，中外友协、军方、中联部等机构和各省都有涉及。还有中央政府挂在港资企业、民间机构、民营企业下操作的项目。要将如此政出多门的数据清点完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务部援外司迄今没有公布过数额。

当前，除了最本质的投入资金差异外，中西方还有以下差异：援助形式上，中国多参与双边援助，而非多边援助；援助对象上，中国只援助当地政府，不援助非政府组织；援助内容上，中国以硬件建设为主，而非软件建设；在援助条件上，中国不对受援国提出政治治理方面的要求。

从事对亚非外交多年的荷兰外交官罗尔·范德·维恩写了《非洲怎么了》一书，据他说，荷兰跟所有欧洲国家一样，都被非洲援助难的困境所纠缠，荷兰目前的援助资金确定在指定领域：基础教育、抗击艾滋病、改善医疗卫生及环境状况。援助的原则是，所有措施都要尽可能提高管理和政策的水平。

但西方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却在非洲难以彰显出来，太容易被内乱、种族冲突所湮没。非洲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南非除外），各国构成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太弱，一个个部落被前宗主国硬生生捏到一起过日子，边疆是沿着经纬度划一道道直线，打散了很多部落政治和民族问题。这些构成了政府治理失效的隐患，政变极易发生。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实验告失败后，非洲成为失败国家的代名词。1980年，世界银行[微博]总结失败经验，指责非洲不发达的根源在于政府治理上，之后的援助政策调整以此为依据。

中国作为世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跟这些非洲国家属于同一队列。除了互信度能相对高之外，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非洲大布局后大力输出工业现代化、优惠贷款，对于非洲的政治很重要。两种模式的成败，并不是印证了普世价值不适用于非洲，而是验证了西方将发达成熟社会行之有效的一套完全照搬到一个前现代国家，是一场幼稚病下的失败。

中国援非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自己都还很困难的时候，便不计成本地向非洲援助了大量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体育馆政府大楼等工程，最著名的是坦赞铁路这样的大手笔。此外，还派出了有无数医疗队，在一代非洲人中，不少人是被中国医生接生的，长大时在中国援建的学校上学，他们对《东方红》旋律耳熟能详。整个六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能成为援非主力，是因为欧美忽略非洲，前苏联忙于维持东欧稳定。中国这期间援非换来的成就集中在外交突破上，最突出的是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微博]的席位。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援助非洲朝务实、实用方向做了调整。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世界最大需求量的能源和矿产；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出口需要开拓巨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援非受双赢的经济利益驱动。未来十年，欧美的援外重点还不会转到非洲，中国会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