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博弈
时间：2012-04-28 09:57:48 作者： 来源：
当中国企业在非洲以经济形象出现时，“中国式参与”却遭遇到一系列水土不服问题，出现了诸多异议。
非洲对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广大的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供给、廉价劳动力、30％的石油进口、年均超过40％的投资机会。非洲还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契机，由于非洲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使中国国内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现产业转移。同时，中国也给非洲发展带来了丰厚的投资资金，中国企业的进入，让非洲在面对老牌殖民地国家时有了更多选择，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非洲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在这些互利互惠的前提下，中非关系快速发展。2000年以来，中非贸易年均增长32％；2009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年均增幅超过40％；在非洲最繁忙的罗安达港口，中国油轮每天从这里运走上百万桶石油；在刚果（金），中国投资60 亿美元达成“基础设施换资源”交易；在尼日利亚等六个非洲国家，中国正在积极建设和推动经贸合作区。
今天，整个非洲大陆都能看到中国建设军团的身影：从新造的大桥、公路、水坝、铁路、国家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到住宅等民生工程建设，中国的出现正改变着非洲各国以及各国之间旧有的联系格局和方式。
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在非洲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全世界关注，中国对非洲的意义也被广泛解读。中国作为新富的“新兴国家”，在中非双边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历史上和非洲的交往秉承互通友好的原则，没有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历史包袱，这让中国在参与非洲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道德上的先天优势。
然而，道德上的优势并没有自然转变成发展或是舆论上的优势，世界对中企在非洲的参与和评估有褒有贬。
一方面是中非双边政府高调宣传中非合作硕果累累，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东道国媒体、学术界和NGO 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审慎评价态度，有些则公然指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不负责任，如环境记录恶劣、劳工标准低、信息不透明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合规问题备受考验。
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升级为全球政治话题。
成功率不足50％
中国国内连续30年GDP 近两位数增长。非洲是廉价商品的巨大市场。为了登上这一价值链，并把低增值工业外包到更贫穷国家，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进军海外。此举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外汇储备不贬值，同时也让企业走出国门。
中国公司和企业家在制定走出去战略时自信满满，相信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国内积累的发展经验，非洲这片还未经大规模开发的蛮夷之地，很快就能感受到现代化春天的气息，中国的过去就是非洲的明天。
企业家眼中看到的非洲全是机遇。
中国企业明显的优势：比如足够的资金、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有效的工作方法。但中国企业的许多“软件”建设还有待加强。非洲不是等待开发的荒蛮之地：它有古老的文化和传统。它从殖民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政治和经济亦有自己的特色。有多少到非洲去的中国企业在去之前，真正下点儿功夫，好好了解他们要去投资工作的国家呢？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包括中央国有企业，省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其中80% 的海外投资来自于中央国有企业。但是，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成功率却只有50％。据麦肯锡公司的统计，过去20 年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失败率高达67％，不是遭遇破产就是无法盈利，远远超过世界50％左右的平均水平。
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建立起了多党民主制，执政党和在野党竞相管理国家；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间的权力相互制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决策上拥有同等权力。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结社，出版和言论自由。此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保护公民从建立工会到保障最低工资等各项权益。
政治壁垒重重
中国“走出去”战略遭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壁垒。
非洲大陆在长达5 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中，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已经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抢占先机，留给中国的多是利润少、条件艰苦、西方国家不屑开发的地方，或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地区，比如苏丹、津巴布韦。中国对这些国家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不仅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同行和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同时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势力角逐。原本单纯的经济行为被国际社会政治化。
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经验是：只需公关政府关系，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股东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各项投资的顺利进行。当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国家后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处理好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即可，甚至当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团体针对中国投资进行种种批评的时候，中资公司仍旧躺在和当地政府铸就的良好双边关系的“温柔乡”里，退避三舍。他们相信当地政府会替自己说话，讨回“公道”。
然而，沉默并非都是金。中国企业通常缺少透明度和公开的沟通渠道。在很多非洲国家，中国企业的这种沉默反而为东道国的其他政治团体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南部非洲反对党频繁地发动反华政治活动，卢旺达南部地区针对中国在该国是否进行剥削活动展开激烈的政治辩论，甚至和中国有着相近政治制度的友邦国家坦桑尼亚，也因中国企业压低价格垄断当地市场，造成当地小商贩大量破产和失业，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中国开发非洲自然资源的前期资金投入动辄上亿，要想保证其稳定产出和长期效益，不能不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如战争、政局不稳、两国外交关系、投资国的政治环境等等。这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可能导致投资的失败，有时候甚至威胁到走出去的中国公民人身安全。
2011年2月份，利比亚内战爆发，中企措手不及，虽然成功撤侨3 万余人证明了中国远程调动能力，但中国遭受巨额财产损失。据商务部发言人称，中企在利比亚承包的在建大型项目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达到188 亿美元。中国铁建、葛洲坝、中国中冶和中国建筑四家大型上市央企发布公告，被迫停工的合同总金额高达410.35 亿元人民币。利比亚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局势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那些跃跃欲试想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家，应汲取前车之鉴，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中资企业要平衡好商业利益相关方和发展利益相关方
中资公司在海外项目频频受到国际和东道国当地民间机构的指责，包括不注重环境影响，重大投资项目信息不透明，劳工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等等。
面对这些指责，很多中国企业家觉得可笑：在这些贫困率超过80％，平均寿命不足50 岁的欠发展国家，还谈什么环境保护和商业透明。对他们来说，经济增长是王道，也只有经济先增长，才能确保上述其他问题的解决，而他们在非洲的投资正促进了东道国的GDP 增长。
这种对发展的认知来源于中国自己的发展实践，还停留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阶段。然而，在国际发展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发现发展是个多维的进程，包括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长的累积、不平等的减少等等。
人们不断地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谁，谁又从发展中获益这三个发展的最基本问题。传统的发展思想中最忽视的其实是社会和人，尤其是弱者、边缘人群和广大穷人的意愿。现在，绝大多数发展实践者都秉承着这种多维的发展观，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发展，要想发展得更快更好不仅要注意经济增长，还要注意解决教育、社会公正、就业和分配制度等问题。
非洲有太多的案例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普通民众获益，这点从非洲最重要的一些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差异就可以看出：GDP 通过出口石油获得了大量的增长，而社会发展指标却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有些反而在下降。例如，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为2012 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安哥拉，其国内仍有70%的人口平均每天生活不足2美金，婴儿死亡率高达16%,50%人口没有安全水源。
中资公司的口碑、形象、收益不仅有赖于对当地GDP的贡献，更存在于能否促进当地就业、增进社会福利、提高整个商业环境标准等等。因此，中资公司要妥善处理好商业利益相关方和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在一些富有争议的大型项目中要充分尊重和考虑到当地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比如大型水坝建设项目所涉及到的移民、环境和跨境河流治理问题以及一些基建项目的土地权、劳工使用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水坝行业的领头军，单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一家公司就承接了全球超过60％的水坝建设业务。苏丹Merowe大坝，加纳Bui 水坝以及最近被媒体以及非洲和国际NGO频频提及的埃塞俄比亚GibeIII 水坝，这些项目都是中国水电企业承建的，并且大部分有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贷款。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应督促企业做好前期的尽职调查，等企业通过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才能放贷。企业需要在做牵涉到当地社区相关利益的决定时，邀请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确保决策的透明和公正。
公众参与发展项目讨论甚至是影响决策对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来说是崭新的挑战，他们在国内没有积累相关经验。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需要沟通技巧、时间成本和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移民安置工作就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是一个系统工程。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资公司追求的时间和成本效率，但却可以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项目的综合效益。
中国公司要摒弃“发展有时候就是要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观，在非洲单纯移植国内的操作模式并不能确保投资收益。
加强沟通和公关能力是中资企业的必修功课
中资公司难以接近是共识，不仅西方和东道国的媒体、研究者有这样的抱怨，连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和媒体也难得约见到中资公司，有时候必须通过私人关系才能采访到中资公司相关人士。面对质疑之声，中资公司表示很委屈：“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发展资金和更匹配非洲的发展技术，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就业岗位，我们不问政治专心工作，为什么得不到赞扬反而是批评呢！”
殊不知被媒体和NGO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否提供就业岗位，他们追问的是中资公司是否提供了安全的生产条件、达到了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相关的医疗和社会保险、是否有技能培训，这在东道国是合规性问题。中资企业面对质疑之声往往要么不回应，要么回应的时候提供的信息并不对称从而不能释疑。
事实上，面对质疑不作出回应这一做法十分愚蠢，将大门关闭并不能更好地保护中资公司本身，相反，该公司失去了一次解释和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只会加重外界的误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和大陆中，自说自话凸显了中资公司在处理公共关系和应对危机方面的不成熟。中国企业必须学习如何更好的沟通并进行相应的配套机制建设：
设立独立的合规部、企业社会责任部和公关部。向公众公布这些部门的联系信息，及时处理各类情况。
成长总是有代价的，中国企业想要更有自信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要做好必修功课，遵守游戏规则。
国内我们讲要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实首先要转变的是粗放和僵硬的发展思维。
负责任的大国
国际对中国在非洲投资有很多异议，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不排除媒体的误导、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失职。
然而，中国投资者作为投资方也负有相应的责任，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只出钱做事其他一概不管是一种逃避的态度，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非双边关系的发展。
企业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被贴上的都是中国国家标签，中国移民在非洲的一举一动也会被概念化为全体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国海外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加强合作，中国的非洲参与应当能够为中国外交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像国际社会说的那样“中国投资挟持中国外交”。
中国在非企业要学会遵守游戏规则、尊重和兼顾其他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和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企业长期战略。只有参与规则才能有主导的可能性。在参与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这样的发展路径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和参与的基础上的，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标志，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具体实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和参与可以更立体，更具有建设性，更能代表大国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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