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以古韵久远、底蕴深厚、五彩斑斓、个性鲜明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相知。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加强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中非文化互动与互鉴,夯实中非关系的社会或民意基础,使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行稳致远。
【摘要】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以古韵久远、底蕴深厚、五彩斑斓、个性鲜明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相知。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加强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中非文化互动与互鉴,夯实中非关系的社会或民意基础,使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行稳致远。
【关键词】非洲文化 文化特性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千百年来,非洲各族人民创造了个性鲜明、魅力独特的文明遗产和古韵久远、生机勃勃的传统文化。中国“走进非洲”要想行稳致远,就必须透彻地认识和了解非洲文化,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中国制定对非文化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维系中非关系各领域均衡、协同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非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关于深化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对非战略重要一环。我国对非关系的各个领域是一个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中非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化上的交流互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中非关系无论在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非经贸合作更是步入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中非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对滞后,中国对非工作要有全局观并注重整体性,只有解决好中国对非关系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协同问题,方可以促进中非各领域合作的均衡发展、协同发展。
其二,中国“走进非洲”的社会和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之后,非洲国家的社会结构趋于多元化,各个社会阶层对中非合作的实际感受并不一致。加之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非洲多党民主政体下的言论自由,以及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争斗,使得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被放大,进而影响了一部分非洲人对中国及中非关系的看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快速发展的中非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虽然多数发生在经贸领域,但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人文交流的缺失,其中的许多问题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所致。这更彰显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中非关系中的重要性。
其三,为了夯实中非关系健康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和非洲的民众都十分渴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对方。但由于受到地理阻隔、语言障碍和风俗习惯差异等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中非民众对彼此文化传统的了解都十分肤浅。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非洲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真正了解非洲文化的中国民众并不多,即便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同样,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也大多源于西方媒体镜头粗略的介绍,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模糊的层面,这种情况制约了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
其四,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发展”关系的认知。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文化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发展的维度也超出了政治、经济等物质或权益的范畴,已经拓展到文化、精神等人道领域,并成为发展的趋向。随着对发展目的理解的加深,人们已不再把发展与经济的简单线性增长等量齐观。诚如肯尼亚学者奥萨加·奥达克所言,为了使人类健康发展,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全部纳入其中。塞内加尔思想家列奥波德·桑戈尔讲得更为透彻,文化不仅是社会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的细胞、躯壳和纽带,甚至是社会存在的理由。因此,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带动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即实现“真正的发展”。
非洲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非洲文化素以其鲜明的个性而著称于世。在非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构成非洲传统文化的三大要素,非洲人正是从这三者间的和谐关系中汲取力量。非洲文化五彩斑斓、丰富多彩,几乎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而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即寓于文化传统的普遍性特征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一和谐的宇宙观。非洲传统宇宙观的特点可以用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加以概述。非洲人没有严格的“物我界限”,在他们看来,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盟友,并且从紧密联系的自然中汲取力量。由此延及人类社会本身,在组成大小不等的社会群体中,诸如家庭、家族、氏族、村社、部落或部族,不仅其内部是和谐统一的,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据此,传统的非洲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总是致力于物我合一、内外平衡,并认为和谐一致是人类社会最佳的生存方式。对传统的非洲人来说,假如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的联系,生活就会陷入混乱。
二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非洲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在非洲传统的宇宙观中,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而人类则处于上帝创造的一切存在的中心,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存在。在非洲传统观念中,人类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生命力,除人类之外宇宙间的其他存在,诸如动物、植物、矿物等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手段。非洲人传统的本体论基本上是以人类为宇宙的中心,他们观察其他一切存在都是视其与人类的这种中心地位的关系如何而定。上帝只是说明了人类的起源,上帝完成了创世就远离人类而去,她从未向任何人显过灵,也未曾派任何人布过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也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
三是注重现世的处世态度。在非洲传统观念中,人类由现世的人、死去的人和未出生的人三部分构成。非洲的人本主义思想不仅将人类置于宇宙万物的中心位置,还将现世的人置于整个人类,包括冥间和未出世的人的中心位置。非洲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现世,认为现世是光明、温暖和充满生机的;人活着就是通过获取宇宙间其他存在的力量以增强自身的生命力。这种注重现世生活的积极态度有别于其他信仰:它既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救赎说”和伊斯兰教“安天命”的宿命论,也不同于佛教的苦渡尘世以求来世的“因果报应论”。非洲传统宗教信仰中不存在天堂和地狱的观念,一切奖赏或惩罚都在即时进行,上帝从不对死去的人进行审判。
四是群体本位的共同体意识。在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中,人的社会身份比个人身份更受重视,人生只不过是寻求个人与集体之间协调一致的过程。因此,个人只有生活在社会之中,才能获得合法身份和社会地位,其衣食住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反之,就会成为被社会遗弃、孤独无援的“陌生人”。非洲人的群体意识是由祖先、家庭和共同体这三个“文化极”铸就的:一条是纵轴线,即遗传线;一条是横轴线,即生命线;一条是循环线,即社会生活秩序线。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位将个人与祖先、家庭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上述三个“文化极”的交融便塑造了非洲人的群体意识。
五是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传统的非洲社会通常按照成员的年龄差异划分为老年、成年、幼年三个等级集团,不同年龄阶段的成员各有其相应的社会职责和社会地位。在非洲的传统观念中,老年是共同体生命无限循环中享有特权的时刻,因而也是人人向往的阶段。这种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是与非洲传统宇宙观中的生命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一向把宇宙看作是由各种存在按照力量的等级法则有序排列组合而成的: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是力量的源泉,君临一切存在之上;各种存在的力量等级,其序列依次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矿物等。在上述每一力量等级中,还可以按照力量等级法则划分出更细的级别。
六是宗教即生活的信仰。非洲人笃信宗教,对宇宙、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的解释亦往往源于宗教。在非洲人看来,自然物或自然现象都是具有生命、意志、灵性或神力的,它们能影响人类的命运。宗教虔诚与宗教意识的结合使非洲人抱定人生即是宗教历程的信念。非洲人认为人间就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充满了各种相互作用的精神力量,宗教与生活的统一构成了非洲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传统宗教不仅是非洲哲学、道德、伦理的源泉,同时也是各种思想、信念、感情和习俗的综合体。非洲人需要用宗教信仰来解释他们生活的世界并赋予其意义,因而,传统宗教始终是同非洲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其中最抽象、最核心的部分。
比较研究显示,非洲文化传统比较注重集体、义务、服从,追求平衡、和谐与统一。从观念形态看,主要表现为个人意志服从于群体利益的共同体观念,即社会一致原则;在村社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劳动成果平均分配原则上形成的均享意识;基于原始的集体参与基础上的一致同意,即“意见一致的民主”;在长幼有序等级观念上形成的尊重领袖的权威主义意识等。上述传统观念一直顽固地沿袭至今并广泛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目前非洲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之中,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非洲人没有忘记自己回家的路。非洲文化虽然具有近乎天然的包容力,但是,非洲人依然坚守着祖先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内陆地区,传统的遗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那里,人们可以领略到非洲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到非洲人和睦、互助、安逸的社会生活。这种自然、和谐、人道、共有、共享的生活状态堪称是非洲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
非洲文化不仅有着辉煌的历史,更有着光明的未来。基于对非洲文化的自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近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布莱登就曾预言,非洲人拥有道德和精神上的优势,当文明民族一味追求物质利益而使其道德观念退化时,他们将不得不求助于非洲古朴的信仰。布莱登笃信,在非洲社会制度和文化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不仅是非洲人的优势,而且最终也将成为人类所追寻的目标。非洲文化的光明前途还在于,它虽然借鉴、吸纳了东、西方文化,但依然执着地坚守着非洲文化传统的本真,而这也正是非洲人真正的内在标识。
将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落到实处
为了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以拉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带,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在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今后一个时期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中,还特别将“人文交流行动”单列出来。其要旨是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实施50个文体旅游项目,支持非洲国家加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继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支持非洲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等。此外,在2018年中非北京峰会上通过的《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文件,也都特别强调了加强人文交流合作对于中非人民增进了解、友谊与合作的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对非关系己经步入转型升级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新思维、新作为和新举措。中非“人文交流行动”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教育、文艺、体育、媒体、智库等诸多领域或层次,其新意和亮点之一是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中非关系的全面、均衡、协同发展离不开学术交流和智力支撑。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非民众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但由于受到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制约,中非民众对彼此情况的了解尚显肤浅。中非学者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深化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双方民众认知彼此的文化铺路搭桥。另则,加强中非学者之间的交流本身也十分重要。中国古代的教育圣典《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如果中非学者之间缺乏学术交流,会导致彼此认知上的狭隘与偏颇;只有加强学术切磋,方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互信,达到文化互鉴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可谓正当其时,它一方面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对中非关系长远规划的远见卓识,同时也预示着中国和非洲的学者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重大使命。
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走进非洲”要想行稳致远,必须要透彻地认识和了解非洲文化。目前,中非文化交流合作在中国对非洲战略中的定位是明确的,2018年中非北京峰会也为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且有了清晰的战略规划,如何有效提升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效能,需要政策的决策者、执行者以及每一个涉非工作者上下联动、齐心协力。近年来,虽然中国正在着手强化这方面的工作,投入的资金也在不断增加,但效果却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有些工作是做表面文章,注重场面,没有深入基层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因此,当务之急是在中国对非洲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加快筹划、制订中国经略非洲的文化战略,并且在做好中非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协同的同时,将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为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