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上，中国和非洲学者发表了《中非智库关于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共识》，又称“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共识”呼吁国际社会本着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开放共赢、共同繁荣原则深化发展合作；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每个人追求美好生活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强调要加强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尊重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础国情，支持各国走符合自身发展要求、具备各自文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共识”的提出是中非深化发展理念交流的重大成果，有利于彻底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对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峰值2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国也是对非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23年底，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对非投资存量中最多的。在携手实现现代化方面，中国是非洲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在2023年8月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中方发起“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承诺将调动中国对非合作资源和企业积极性，支持非洲发展制造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中方承诺实施“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帮助非洲拓展粮食作物种植，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非农业投资，加强种业等农业科技合作，助力非洲农业转型升级。中方宣布实施“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计划每年为非洲培训500名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师资，培养1万名“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正是因为中非全面合作取得累累硕果，且积累了宝贵经验，中非关于发展理念的深度互动才水到渠成。“共识”呼吁坚持发展优先，探索独立自主、互尊互鉴、以民为本的发展道路，就是对中非合作历程的真实写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实现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对非合作的“压舱石”。在国际发展合作中，中国支持非洲的主权和自主权，提出愿意在“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原则下与各方开展合作。在对非合作中，中国从自身发展经验出发，注重解决非洲就业，注重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源培训，让合作真正惠及非洲人民。例如，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蒙内铁路通车运营6年来，累计招聘当地员工3000余人，移交专业技术成熟人员907名，基本实现肯尼亚独立作业。“共识”呼吁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促进共同发展，这反映了中非双方的一贯立场。2015年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国支持对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主张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解决非洲遭遇的历史不公。中方还承诺，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支持就优先解决非洲诉求作出特殊安排，呼吁多边金融机构提高非洲国家发言权。从优先增加到特殊安排，中国坚定支持非洲提升国际机构代表性的努力一以贯之、坚定不移。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美西方在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所谓发展理论，并未带来预期的发展。美西方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以“发展”的名义推行“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却是非洲深陷依附性发展的陷阱难以自拔。20世纪80年代，美西方在非洲推进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结构调整，给非洲带来灾难性影响。随着结构调整的实施，1980年至1997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1%。贸易方面，受结构调整影响，非洲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出口额占世界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2.53%下降到2000年的1.78%。在债务方面，结构调整使非洲背上了沉重债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从1970年的2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310亿美元，增加165倍。同一时期，3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偿还的金额是其1970年所负债务的217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承认，尽管发达工业国家在双边和多边援助上花费了大量资金，但从非洲流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资本大于工业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面对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2014年至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新冠疫情、西方主要经济体加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等，非洲各国经济深陷泥潭。在此背景下，为获得世界银行等机构贷款、加速引进外资，包括尼日利亚、埃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大国在内的非洲经济体纷纷加速实施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广泛涉及农业、电力、能矿资源、基建、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关系国内民生的重要领域。以埃及为例，面对巨额融资缺口，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成为埃及政府快速获得外汇、填补融资缺口的战略选择。埃及政府计划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通过出售35家国有企业的股份来获得50亿美元收入。该私有化计划是埃及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0亿美元贷款而作出的承诺之一。但埃及加速私有化并未换来经济的好转。埃及近期通胀率已接近30%，净外国资产（对外资产减去对外负债）赤字高达8413.91亿埃及镑。同样，尼日利亚电力私有化后仍然无法摆脱发电量少、电网稳定性不佳等问题。2023年6月，受效果不彰等影响，安哥拉电信私有化的计划被迫取消。安哥拉经济学家认为，安哥拉的私有化实施结果“远远低于”其目标，公共部门比私有化开始前“更加臃肿”。而此次发表的“共识”可谓是对美西方主导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话语的超越。“共识”强调发展道路的选择应立足本土文化特色，应以我为主，互学互鉴，彻底摆脱对普世化、主流化和中心化的一元发展模型的迷信。“共识”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而不是将人看作抽象的概念，看成是在“发展”这个图表中上下移动的统计数字。“共识”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高度重视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超越“将完全竞争和完全理性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思维误区。“共识”强调，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找到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体系性结构性因素。“共识”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基于对非洲自身文化特色和历史遭遇的理性认识，基于对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把握，是中非学者思想交流的产物，对彻底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具有重大意义。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全新阶段，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内涵“质”的跃升，体现于中非合作和中非关系深度和广度的全面升级。当前，中非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但双方在治国理政、现代化理念等方面的深入交流仍有提升空间。2024年将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道，着眼造福双方人民，精心规划中非合作新蓝图，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此次“共识”的发布是中非在发展理念交流方面迈出的一小步，为双方更深层次的交流互鉴开辟了道路。展望未来，中非政府和人民应将“共识”进一步融汇到双方合作中，不断扩大中非两大文明的深度互鉴。例如，在政府层面，中非双方可以围绕“如何高质量推进治国理政”等重大议题开展机制化常态化交流，形成成果文件和落实举措，为中非双方携手实现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在公共外交层面，中非学者可围绕“文明多样性与世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非洲现代化”等开展联合研究和学术交流，形成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总之，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中非应以理念合作为引领，推动中非全面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好服务中非各自发展大局和中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马汉智，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