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将给非洲送去礼物

    中国真像莫塞斯·奈姆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是有些人担心的理由，但这没必要引起那些将中国的援助和参与谴责为不稳定因素，认为它们对治理有害，不会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的人的惊慌与恐惧。许多这类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发出的警告与事实并不相符。

中国的援助额并不巨大，传统捐助者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中国的出口信贷额要远远大于援助额，却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多。中国在安哥拉和刚果等国采用的新方式是以从日本学到的体制为基础的：大规模应用信贷，这些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相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这就是“双赢”的本质。

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也可以通过商业，而非援助的方式获得收益。尽管西方国家经常改变它们对非洲的发展建议、项目和方式，但中国却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

担心中国出口产品将会压垮非洲制造业是有道理的。尽管非洲仍然只占中国出口总量的4％，但这是经济巨头的4％。以尼日利亚的非洲蜡印花布业为例，由于许多工厂以使用过时设备的进口替代模式为基础，且受制于破旧的公路和“癫痫般的”电力供应，它们很快便将面临倒闭。然而某些国家的某些产业，如皮革业、制鞋业、塑料业和家电业，似乎正在与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竞争。事实上，这些也正是当前吸引中国投资的产业，即使在尼日利亚也是如此。中国企业正在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兴建的境外经济合作区就是为了促进中国在非洲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使中国的成熟产业得以集群式走向海外。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它们正在为非洲创造就业。西方国家几乎完全没有注意非洲国家在吸引这些中国企业的投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非洲各国独立后与它们长期交往的历史使中国在许多非洲人眼里具备了合法性和可信度。西方国家只是没有注意到中国工程队在内陆修建小型水电站和桥梁、维修灌溉系统、管理国有工厂，因为中国人不像其他捐助者那样，喜欢用广告牌宣传他们的存在。非洲当前之所以被纳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还是因为其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商机。中国人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将商业与援助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正在试验，希望盈利动机使这些尝试具有可持续性。

从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在援助与出口信贷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会引起怀疑和担心。北京只要使用经合组织早已采用的报告标准，就能很轻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私人银行和私人企业一直以来也对它们与非洲领导人的交易保密。透明是好事，但西方国家应该带好头。期待中国企业最先公布它们的商业合同是不现实的。

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继续促使中国在非洲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得承认作为发展伙伴，传统捐助国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信用差距。西方领导人做出的援助承诺会因议会的反对而得不到资金。不附带条件的援助也会仅仅因为没有包括某些领域，如技术援助，就会遇到困难。而且正如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在其年度发展职责指数中指出的那样，有些经合组织国家仍在继续向不民主的军国主义国家出售武器并从中获利。西方国家共同承诺在所有这些领域做出改善，将会更有效地使中国同样的诉求变得更加可信。

中国现在在非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中国人也不会离开非洲。他们对非洲大陆的拥抱是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长期的，而且仍未充分展开。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这一进程出现了停顿，但中国政府仍然兑现了他们2006年11月在北京做出的承诺：增加一倍的援助，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经济特区。最终，非洲各国政府需要按照有利于本国人民的方式来做出应对。西方国家可以提供帮助，但需要对中国的参与有更加现实的了解，需要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

我们最终需要谨记：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而且这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做到的。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他们正在参与非洲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公无私，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学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现代化和繁荣的资产。他们认识到中央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可以迅速降低贫困。他们认识到经济特区可以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吸引成熟的产业集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技术。这些经验所注重的并不是援助，而是试验；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而是竞争这一“创造性破坏”和萌生新的机会。这可能是中国这条巨龙最终不甚明了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