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倏忽间已10周年。自2018年中方提出共建重心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以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被越来越多地强调,迄已经成为其要务。纵观10年,“成就昭著、挑战凸显”可概其大端。值此第二个10年之肇端,当须总结既往,直面挑战,擘画未来。
10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同国际贵宾集体合影。图/新华
“一带一路”倡议在短短10年间所取得的成效及其发展势头昭示,它当属中国史上全球影响最大的外交倡议,并多方面、深幅度地影响中国本身。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了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围绕互联互通,在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共建国家民众的“心联通”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共商共建共享”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拓展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2021年以来,围绕“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共建新要求,中国陆续推出了“三大倡议”,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安全倡议将2014年推出的新型亚洲安全观扩展为新型全球安全观,其核心均为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文明竞合时代各个文明间相处的中国方案。“三大倡议”与美西方“小院高墙”式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构成了鲜明对比。“一带一路”能在全球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仅因为给共建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增进民众福利,还因为唤醒了共建国家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对“丝绸之路”的认同,这在中亚、中东、中东欧、非洲、东南亚都有表现。国家间的交往,认同的力量常常超过物质利益。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也面临诸多挑战。要而言之,对“一带一路”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美西方为代表的消极势力,共建国家与中国自身。由于基督教价值观的局限,加上西方文明数百年辉煌的相对衰弱,美西方对任何非西方文明的崛起都难免心存忐忑,因此对源自中华文明的全球性“一带一路”倡议,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与抵触。而在当今时代,对付中国难以重拾他们既往擅长的非和平手段,以“文明与和平”的手段“既打压又效仿”就成了现实选择,为此一方面构建各种功能领域的排他性俱乐部,一方面推出各种“计划”与中国竞争。共建国家由于国家治理效能、国内政治斗争、经济利益集团的牵制,加上美西方的影响乃至施压,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心态产生了某种变化。中国自身则对共建国家的研究与了解程度不够,随着共建进程的推进,一些潜在的问题凸显。中国在共建项目的选择、建设及其效能发挥上也存在一些不足。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对于人员、投资、信息与货物跨境流动也有明显的阻碍。这些共同影响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纪工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重在长远效果。因此,面对挑战,下一阶段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首先要求中国保持战略定力,评估利弊因素,扬长避短,稳步推进共建进程。美西方消极势力的行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干扰因素,但难以消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活力。中国整合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效能、产业种类的规模与完整性、产业链向海外延伸乃至移植的能力、对共建国家内政的尊重、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性,不断强化、对接共建国家的认同与获得感,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对于共建国家,中国有必要进一步体认,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首先是各个国家自身的责任,中国无法“包打天下”、无差别地进行“全球扶贫攻坚战”,只能“有选择地共建”: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对方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心态,选择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开展共建活动;在共建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共建国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一些地区、一些国家、一些项目,在严谨评估后要果敢地“断舍离”,以便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四个重点”上。对于中国自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智力支撑。历史地看,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区域文明,对其他文明的认知整体上有待强化。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对各个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对重点地区与重点国家的研究,以便补齐“知识短板”。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立为此奠定了学科基础,但还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因应实际需求。在此过程中,类似“鲁班工坊”这样的小而美项目,还需要大力挖掘与“提级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