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 如何在非洲医药市场“抢先一步”？

随着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选择与疫情“共存”，非洲医药市场开拓也成为“放开”后的热点区域之一。后疫情时期，如何“抢先一步”，收获更多中非医药合作红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认清五个“不变”，是把握非洲医药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

其一，市场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不变。

受非洲制药工业欠发展等因素制约，非洲药品依赖进口的局面中短期内难以改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非洲医药产品进口额由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的约170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约185亿美元，同比增长8.8%；2021年则升至约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另据非洲联盟发展署统计，非洲大陆药品和医疗耗材的进口率高达80—100%。

此外，在非洲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口增加、民众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驱动下，非洲医药市场规模有望继续保持增长。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结合国内外多方数据，2023年非洲医药市场规模有望突破750亿美元大关，未来五年将以约5%的复合增长率继续保持增长。

其二，外来资金投入热度不变。

从外来投资看，对非医药卫生投资继续保持增长。根据联合国数据，2021年包括医药卫生在内的外来对非直接投资达到830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创历史新高。2022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美非峰会上承诺对非提供的550亿美元资金中的200亿美元将被投入到医药健康合作等项目中。

从外来援助资金看，非洲往往是热点援助区域之一。以新冠卫生援助为例，世界新冠卫生援助的三分之一投入到了非洲，2020年受援额达到26.3亿美元。其中，尼日利亚接受额度为2.4亿美元、南非为2.1亿美元、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均为2亿美元。

其三，市场竞争基本格局不变。

受产业政策制定及执行、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技术积累等多重因素制约，非洲本土医药产业发展较落后。据统计，2020年非洲约有600家制药企业，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中多达22个非洲国家完全不具备药品本地生产能力。总体看，非洲本土医药企业当前对非洲医药市场竞争格局尚难施加显著影响。

中国的原料药、制剂、疫苗、医疗器械等产品凭借其质优价好的优势，在非洲医药市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逐渐成为不少非洲国家药品进口主要来源国。如，青蒿素为代表的抗疟药品已成为非洲治疗疟疾的首推产品，在东非及部分疟疾高发国家市场占有率居首。此外，中国医药企业在非投资合作也迈上新台阶，涉及药品本地化生产、疫苗生产、医疗服务和投融资并购等领域 ，为非洲本土医药工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其四，非洲国家重视本国医药产业发展政策导向不变。

据非洲联盟2019年统计，共有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摩洛哥、马拉维、卢旺达、南非8个国家明确把制药行业列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予以重点支持。例如，埃塞俄比亚把制药行业在内的七大制造业列入国家“增长与转型”计划，并积极推进医药工业园建设；南非把制药行业列入“产业政策行动计划”；尼日利亚将制药产业连同其他69个细分产业给予先锋地位，企业投资可享受5年免税期；肯尼亚将药品及医疗设备生产列为政府引导出口促进计划下的优先行业等。

作为非洲大陆内部区域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东非共同体（EAC）、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均把制药业列入本区域发展规划，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此外，在《2063年议程》框架下，非盟鼓励成员国加强协作，在扩大卫生健康领域的财政支出的同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投资该领域。 

最后，中非合作日益成为重要驱动力的趋势不变。

综合考量政策支持、贸易与投资、疫情防控三个领域的合作，可以说中非合作日益成为非洲医药市场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在政策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自2000年创办以来，推动包括医药在内的中非各领域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最近三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等合作举措，均把卫生健康合作列为重点领域，推动药品本地化生产、医疗卫生援助、医疗监管体系合作等利好医药合作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为中非医药合作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贸易与投资端：中非医药贸易总体保持增长，2022年达到47.7亿美元，同比增长10.11%。中国医药企业赴非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合作步伐加快，如复星医药、昆药集团等积极在非洲设立子公司，旗下青蒿素类抗疟药品已为非洲抗疟的明星产品；人福药业在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上海医药在苏丹投资的医药公司生产的抗疟疾类、抗感染类、糖尿病类、心血管类、消化系统类、神经系统类用药等产品，深受当地市场欢迎；华大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产建设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厂，在安哥拉建设“火眼”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以及科兴公司在埃及建设合作生产疫苗的本土化工厂等为提升非洲本土抗疫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疫情防控合作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已向53个建交国及非盟提供抗疫援助，其中包括新冠疫苗1.89亿剂，派出5个医疗专家组，常驻非洲的46支医疗队也积极支持当地抗疫工作，为非方来华商业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以及积极落实G20缓债倡议等。此外，中国在非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踊跃为非洲国家捐赠抗疫物资及钱款等。

认清四个“不足”，是明确非洲医药市场挑战的关键。

首先是非洲营商环境先天不足：“选情、疫情、恐情、困情”构成的“四情”是造成非洲营商环境较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仅毛里求斯、卢旺达两个国家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中位列前50名，另有肯尼亚等8个非洲国家进入前100名。撒哈拉以南非洲营商环境平均得分为51.8，远低于世界平均成绩63分，电力短缺、融资困难、审批程序复杂等软硬营商环境问题给赴非开展医药合作的企业带来了不少显性和隐性阻碍。

其次是有效需求不足：总体看，非洲医药市场规模可观，未来发展潜力看好。然而，非洲是世界上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最穷的50个国家中的33个，以及人均GDP最低的10个国家中的9个均在非洲大陆，由此造成民众吃饭的“生存”需求远在就医治病的“健康”需求之上，医药产品支付能力薄弱程度可见一斑，造成医药产品有效需求不足。仅以非洲民众购买力为例，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研究报告显示，非洲每日收入低于1.25美元全球贫困线标准的极度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极度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2.9亿人升至2010年的4.14亿人，同期占全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比例也由15%升至34.1%。

再次是监管合作程度不足：非洲国家在语种上包括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语国家，在医药产业政策、标准制定、监管准入及产品消费等方面深受前宗主国影响，且各具特色，加之各国医药工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造成非洲医药市场总体割裂、分散，虽然非洲药品管理局（AMA）已经成立，但药品监管政策一体化仍处于起步阶段，给医药投资准入、产品认证、产品销售带来了不少困难。

最后是配套资金支持不足：医药产业本是高技术、高资本投入行业。非洲大陆国家自身财力有限且深受债务困扰，美西方国家资金附带条件较多，部分国际机构资金口惠而实不至，以及非洲本土融资渠道狭窄等原因，使不少医药企业在非开展投资合作时，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据有关调查显示，企业把融资问题与安全问题、政治风险、汇率波动和竞争激烈并列为在非投资遇到的前五大障碍。

落实五个“策略”，是确保在非洲医药市场“抢先一步”的保障。

一是政策层面：战略布局紧跟利好政策。　

中非医药合作起步晚、基础弱，对政策敏感度高。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确定了“九项工程”，把卫生健康工程列为首位，重点开展疫苗生产等疫情防控合作，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及友好医院建设等卫生援助，医疗队派遣等医药合作，以及加强医疗体系监管合作等。2024年，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将在中国举办，有望出台更多健康领域合作举措。

把握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政策大趋势，充分发挥利好政策对具体合资合作项目的指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市场选择：主要国别市场仍须深耕细作。　

非洲国家众多，政策法规多样，市场割裂明显，需要发挥重点国别的区位优势和辐射作用。总体看，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南非等国在政策环境、人口规模、工业水平、市场容量、营商环境、区位优势、准入限制及合作意愿（如医药工业园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可在品牌建设、渠道营销、社会责任等方面深耕细作。

三是产品策略：分析、前瞻非洲市场需求。　

虽然非洲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新冠疫情远未结束，非洲地区疫情仍持续发酵。根据非洲疾控中心截至2023年1月2日统计，非洲新冠病例累计超过1220万，死亡病例超过25.6万，加之可能的变异毒株带来的危害，非洲应对疫情仍然存在不小的压力。为有效应对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各类传染病，非洲国家十分关注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各类疫苗生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预测，2040年非洲疫苗需求将达到27亿剂以上，公共疫苗市场预计将达到60亿美元。具备价格低廉、方便存储、易于运输和接种使用的疫苗产品市场前景十分看好，可提前做好布局。

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超过90%的医疗器械产品依赖进口，医疗设备和一次性耗材相当短缺，可结合具体区域和国别的实际配套情况，选择准入门槛低、技术含量适中和市场需求较大的产品开展投资合作。

四是资源整合：借力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等资源。　

非洲医药市场有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以及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可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深耕非洲医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比如，在开展具体合资合作项目时，可考虑借助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适配国际标准方面的便利，获得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投融资机构的融资支持。

又如，非洲药品管理局（AMA）已于2021年11月正式成立，是继非洲疾控中心后第二个非盟专设的大陆卫生机构，有望在协调立法、监察协调、市场准入授权以及支持当地制药公司开辟和扩大市场等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可充分借助该组织相关职能，为相关业务开展创造便利。

再如，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作为开展对非医药合作走在前列的行业组织，积极开展中非医药健康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帕斯、无国界医生等国际机构开展国际药政答疑、报告研究、抗疟产品国际市场研讨、中国供应商采购培训以及疫苗冷链项目咨询等工作，为人福医药、上海医药、华大基因、圣湘生物、深圳迈瑞、东软医疗等企业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医院建设、产业园区等合作提供服务，特别是将在今年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承办中非医药健康发展论坛，为中非医药合作深入开展再添助力。

五是拥抱创新：用创新解决合作中的难点。　

2019年召开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政策交流、项目洽谈、成果展示和机制建设等方面，给包括医药合作在内的中非各领域合作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成功举办的首个医药健康领域专业配套论坛——中非医药健康发展论坛，为中非医药健康合作提供了新的政策沟通、产品与技术研讨、成果展示及合作对接平台。2020年9月，湖南自贸试验区开始正式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在中非跨境人民币结算、易货贸易、经贸孵化、供应链金融支持、综合服务以及物流通道等方面进行创新建设。此外，以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Kilimall为代表的线上合作平台发展势头良好。综合看，先行区建设可在机制体制、线上平台可在供需对接及物流交通等方面，为中非医药合作中遇到的投融资、供需对接、物流准入等方面的难点问题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此外，目前卫生援外与医药产业“走出去”融合发展仍存在不足，既不利于援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开展。在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援外政策的同时，作为援外产品主要供给方的企业，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资金投入、产品研发、售后服务等方面做更多探索和开创性工作，为医药产业更好地服务国家卫生援外大局做出新的贡献。